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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国人,在抗战中的上海拯救了30多万中国难民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7-16 16:34:00    

法国人饶家驹(1878—1946)因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建立了南市安全区,成为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

1937年11月,饶家驹以他的博爱、坚韧、独创、才华、责任心,在上海城隍庙周边创立战时救护平民的难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并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其间又在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数十万人,贡献卓著。1940年回国后,饶家驹继续从事难民救济,“二战”结束后,还赴德国柏林救济曾是敌国的德国的民众。其堪称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中法友好的象征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由他首创的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修订《日内瓦公约》并加入战时平民保护的相关条款,其影响深远但是知者寥寥。

《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以档案、报刊、图片、影像、口述资料等为依据,讲述了饶家驹的生平,尤其是其来到上海后的经历,全面分析了上海南市安全区的缘起、管理与运作、推广与影响,并且从衣食住行、医疗卫生、读书教育、自救与经济等方面生动还原了当时难民安全区的生活图景,体现了饶家驹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中国难民的无私奉献以及对和平的不懈追求。

《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苏智良、王海鸥 著,学林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饶家驹与淞沪会战初期的难民救助

当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淞沪紧张之际,饶家驹就敏锐地预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锋已不可避免。想到战事一旦发生,战区的民众势将流离失所,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的饶家驹,便与宋汉章一起考虑建立统筹救济事宜的国际组织。于是,上海华洋义赈会8月4日派出饶家驹、柏韵士、陆伯鸿、顾吉生等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卍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选出11名代表,组成具有国际性的救济会,定名为“上海国际救济会”。随后又邀请了各国驻沪领事、各国商会、上海各公团共同筹议组织事项。

8月13日,上海国际救济会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会议,参会者除原有的六团体代表外,还增加了中国佛教会、上海青年会代表及法国商会傅立德、前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钟思等,会上公举饶家驹、奥尔、柏韵士、钟思、傅立德、王一亭、宋汉章、陆干臣、李规庸、屈文六等10人为常委。18日又召开会议,推举屈文六、奥尔为会长。其总部设在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今西藏南路123号)。在国际救济会中,饶家驹任常务委员及救济组副主任,兼任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

为筹募经费,上海国际救济会发起“一角运动”,号召上海市民每人每天节省一角钱来救济难民,并在报纸上公布捐款者姓名。

由饶家驹担任领导的救济组主要负责开办难民收容所和进行收容难民的工作。战事爆发后,上海的难民数量骤增,国际救济会先后设立6个难民收容所用以收容难民,至1938年8月下旬,一共收容难民6万多人。其中第一难民收容所于8月15日在震旦大学校园成立,由饶家驹任首任所长,律师陈志皋任副所长,社会活动家黄定慧(后名黄慕兰)出任总干事,这是租界内建立的第一个难民收容所。受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领导的黄定慧在《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四个月工作报告》中,详细讲述了第一难民收容所的成立始末:

跟着敌人侵略战争的展开,把整个大上海形成了东战场的最前线,上海以及附近的居民,都被炮火轰离了他们的生活场所,或是居住地址,而流浪到了每个不相识或非素识的街头。没有食粮,也没有用具。

记得经过八一三和八一四几天数万人在马路上的露宿,我们虽是由团体设法布施食粮,但总觉得不能再忍耐着眼看这种悲惨生活的继续。也巧震旦大学才院长和饶神父发伟大的善心,就在八一五的那天,借顾守熙先生的客厅,和陈志皋先生、黄定慧先生商定在震旦大学操场上,盖搭芦棚,建造起一个规模较大的收容所。后来,我们连续好几天,每天在圣彼得堂饶神父的课室里,加入了威尔逊先生、潘肇邦先生、顾吉生先生和毛霞轩先生共同商量,决定组织一个理事会来管理这收容所。

刚开始几天食粮,是由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来帮助的。收容额为一千五百人,设备还没有完竣,难胞的人数已经足额。继着饶神父主持的华洋义赈会,又联合了其他团体,成立上海国际救济会。于是在饶神父直接领导下的震旦收容所,被编列为国际第一收容所,而收容的人数也重新由一千五百人扩充为二千五百人。理事会公推饶神父为正主任,副主任为顾吉生先生,兼管理会计及庶务事宜外,其他各组的工作和事业的推进,都付与黄定慧先生任总干事之责。同时,饶神父仍邀集原来理事会的几位先生,每星期一在他的地方,为全体难胞解决许多增进福利的事情。

由此可见,饶家驹是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主要创办人。由于准备充分,第一收容所的设施还比较完善。它占地20亩左右,有大芦棚7幢,其中4棚收容妇女,3棚收容男子及孩童。另外还有7处小芦棚,2处是办公室,3处是厨房,分别用来做饭、做菜与烧水,还有1处是一个小型的医院,包括诊室与病室,最后1处是难胞的男女浴室和理发室。所内还配置了大量的电灯和充足的自来水。

饶家驹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的合影,中间靠右着黑衣者为饶家驹

第一难民收容所的组织也比较健全,除设正、副主任和总干事外,还设有副总干事和秘书,以及收容、训导、卫生、警卫、给养组,每组干事大多由大学生、留学生等文化道德修养比较高的青年人担任。而比较重要的会计和庶务组也由副总干事顾吉生亲自选派精明干练的人来办理。在日常事务上,总干事负责在饶家驹的领导下处理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而副总干事负责处理内部日常事务以及协助总干事处理其他事务。秘书则负责文书和交际两项工作。收容组负责难民的登记、难民人数的统计、难民的管理和遣送,训导组负责难民的教育与组织,卫生组负责衣服、医药以及清洁方面的工作,警卫组负责保护与警戒,给养组负责食物的供给与分配。健全的组织机构使得各部门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高效地处理所内的各项事务。用人方面又多选择精明干练、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使得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第一收容所健全的组织模式和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是其成功的关键,这些因素多被后来的南市安全区所借鉴。

由于难民逃难时只携带了少量的食物,而维持温饱是难民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在收容所内,难民的吃饭问题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在国际救济会的收容所里,此项事务由给养组专门负责,本着“费用省、营养足、分配匀”的原则,给养组与卫生组、庶务组共同商定采购蔬菜的种类,以使花费低而营养充足。厨工均由难民担任,由于难民人数众多,这样难免发生一些难民混进厨房偷吃食物的状况。为此,厨房工作人员一律被要求佩戴绿色袖章,无袖章者不得进入厨房。难胞们每日进餐两次,分别为上午10时及下午5时。由于资金有限,菜食以黄豆芽、青萝卜干、豆腐和青菜为主。还有一些外国的妇女每天两次来为婴儿和生病的儿童分发牛奶。

尽管难民们的物质生活稍显匮乏,但他们的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为丰富难民生活,第一难民收容所举办了各种比赛。1938年7月3日,收容所举办了“生产杯”足球赛,两队分别起名为“震混”队和“西联”队。比赛结束后,两队队员和当时难民收容所的总干事黄定慧合影留念。难民在收容所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搓绳、制衣等。难民在收容所内按年龄、性别、程度分级接受教育,还有儿童唱歌队、孩子剧团等组织。收容所每日举行一次清洁活动,“值日者将棚内所有被褥、衣服运至旷地曝晒,由清洁队将棚内扫洗消毒,并每月由各棚将所用衣被沸水泡煮,借以消灭臭虫蚤子以及细菌”。

在一年的时间里,第一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6886人,以妇女、儿童居多。由于饶家驹后来忙于南市安全区的相关事务,饶神父的助手潘大成担任所长、副总干事,负责所内具体事务。这个收容所的使命直到1939年12月才宣告结束。上海国际救济会一直坚持到1940年6月1日才结束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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